二程遗书 · 程颢、程颐
卷第二上（三）
导读：本页题作卷二上，内容其实是卷二下，页首标“二先生语二下”，是附在东见录之后的一批杂记。开头几条议论元丰四年（1081）宋军攻西夏，原注说是用种谔、沈括之谋，说朝廷上竟“无一人敢议者”，又算运粮的账，说明远征没有省力的办法。随后批评王安石之学专在人主心术上用功，化革人心，比新法本身为害更深。中段多谈鬼神：卜筮能应、祭祀能享，都只因同一个理；世俗见鬼多是心病或目病；又记邵雍说空中闻人马之声，记录中的“某”反问那些人马的鞍鞯从何处得来。后半是杂考，有仁宗答辽使问高丽事、程颐葬说五事、神农尝药之说、焚尸风俗等。
二先生语二下
附东见录后
今许大西事，无一人敢议者。自古举事，不能无可否是非，亦须有议论。如苻坚寿春之役，其朝廷宗室，固多有言者，以至宫女有张夫人者，犹上书谏。西晋平吴，当取也，主之者惟张华一人而已。然当时虽羊叔子建议，而朝廷亦不能无言。又如唐师取蔡州，此则在中国容其数十年恣睢，然当时以为不宜取者，固无义理，然亦是有议论。今则庙堂之上无一人言者，几何不一言而丧邦也！元丰四年，用种谔、沈括之谋伐西夏。
今日西师，正惟事本不正，更说甚去就！君子于任事之际，须成败之由一作责。在己，则自当生死以之。今致其身，使祸福死生利害由人处之，是不可也。如昨军兴事务繁伙，是亦学也；但恐只了佗纷纷底，则又何益？如从军者之行，必竟是为利禄，为功名。由今之举，便使得人一城一国，又是甚功名？君子耻之。今日从宦，苟有军事，不能免此，是复蹈前事也。然则既如此，曷为而不已也？
胎息之说，谓之愈疾则可，谓之道，则与圣人之学不干事，圣人未尝说着。若言神住则气住，则是浮屠入定之法。虽谓养气犹是第二节事，亦须以心为主，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虚。静，故于道为有助，亦不然。孟子说浩然之气，又不如此。今若言存心养气，只是专为此气，又所为者小。舍大务小，舍本趋末，又济甚事！今言有助于道者，只为奈何心不下，故要得寂湛而已，又不似释氏摄心之术。论学若如是，则大段杂也。亦不须得道，只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。「坐如尸，立如齐」，只是要养其志，岂只待为养这些气来，又不如是也。
浮屠之术，最善化诱，故人多向之。然其术所以化众人也，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。如介甫之学。佗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，故今日靡然而同，无有异者，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。此学极有害。以介甫才辩，遽施之学者，谁能出其右？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，久而遂安其学。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，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。其学化革了人心，为害最甚，其如之何！故天下只是一个风，风如是，则靡然无不向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