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夷待访录 · 黄宗羲
取士
导读：本篇讨论选拔人才。开头批评崇祯帝（文中称毅宗）在科举外增设拔贡、保举等六途，仍不离经义，徒增纷乱。前半回顾唐宋明经、墨义与王安石改试经义的沿革，主张恢复墨义古法：答经义先列注疏和诸儒之说，再申己意。中段提出纲领“古之取士也宽，其用士也严；今之取士也严，其用士也宽”，并以抽签作比，说科举出人才只因应试者众多。后半列八条取士之途：科举、荐举、太学、任子、郡邑佐、辟召、绝学、上书，其中科举分经、子、史、时务四场。时文即八股文；任子指官员子弟凭父荫入仕；绝学指历算、火器、水利等专门之学。
取士之弊，至今日制科而極矣。故毅宗嘗患之也，為拔貢、保擧、准貢、特授、積分、換授，思以得度外之士。乃拔貢之試，猶然經義也，考官不遣詞臣，屬之提學，既已輕於解試矣。保擧之法，雖曰以名取人，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，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。及其捧檄而至，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，視解試為尤輕矣。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，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。夫副榜，黜落之餘也。其黜落者如此之重，將何以待中式者乎？積分不去貲郎，其源不能清也；換授以優宗室，其教可不豫乎！凡此六者，皆不離經義，欲得勝於科目之人，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，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於時也。
唐進士試詩賦，明經試墨義。所謂墨義者，每經問義十道，五道全寫疏，五道全寫注。宋初試士，詩、賦、論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論語》十帖，對《春秋》或《禮記》墨義十條，其九經、五經、三禮、三傳、學究等，設科雖異，其墨義同也。王安石改法，罷詩賦、帖經、墨義，中書撰大義式頒行，須通經、有文采，乃為中格，不但如明經、墨義、粗解章句而已。然非創自安石也，唐柳冕即有「明《六經》之義，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，其精於傳注與下等」之議。權德輿駁曰：「注疏猶可以質驗，不者，有司率情，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則蕩然矣。」其後宋祁、王珪累有「止問大義，不責記誦」之奏，而不果行，至安石始決之。
故時文者帖書、墨義之流也。今日之弊，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。向若因循不改，則轉相模勒，日趨浮薄，人才終無振起之時。若罷經義，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，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無用之具。余謂當復墨義古法，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、大全、漢宋諸儒之說，一一條具於前，而後申之以己意，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。由前則空疏者絀，由後則愚蔽者絀，亦變浮薄之一術也。
或曰：「以誦數精粗為中否，唐之所以賤明經也，寧復貴其所賤乎？」曰：「今日之時文，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？同一誦數也，先儒之義學，其愈於餖飣之剿說亦可知矣。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，趨天下之士於平實，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。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！然必費考索，推聲病，未有若時文，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。」
古之取士也寬，其用士也嚴；今之取士也嚴，其用士也寬。古者鄉舉里選，士之有賢能者，不患於不知。降而唐宋，其為科目不一，士不得與於此，尚可轉而從事於彼，是其取之之寬也。《王制》論秀士，升之司徒曰選士；司徒論選士之秀者，升之學曰俊士；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，升之司馬曰進士；司馬論進士之賢者，以告於王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祿之。一人之身，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，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，總七轉，始與之以祿。唐之士，及第者未便解褐，入仕吏部，又復試之。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，則十年猶布衣也。宋雖登第入仕，然亦止是簿、尉、令、錄，榜首才得丞判，是其用之之嚴也。寬於取則無枉才，嚴於用則少幸進。
今也不然。其所以程士者，止有科擧之一途，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、司馬遷、相如、董仲舒、楊雄之徒，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，不謂嚴乎哉！一日苟得，上之列於侍從，下亦置之郡縣，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，終身不復取解，授之以官，用之又何其寬也！嚴於取，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；寬於用，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