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语类 · 朱熹讲述，黎靖德 编
卷第一百三十 本朝四（一）
导读：这一卷评熙宁到靖康间的人物，这一页先集中谈王安石（荆公、介甫），再谈司马光（温公）和元祐诸臣。朱熹说王安石遇神宗是“千载一时”，可惜“学术不是”；他借医作比，说见道不透而硬下大黄、附子，便要杀人；有人说王安石本心救民，他答以医者心欲活人却拿砒霜给人吃，岂能无罪。又说明道起初并不反对新法，后来王安石排众议强行，诸贤才散去。中段称司马光“知、仁、勇”，又说他“于事不甚通晓”，七八年只争役法一事。后半评范祖禹（淳夫）、曾巩、邢恕和二苏，说苏轼只管骂王安石，若他作宰相，引进秦观、黄庭坚一队，“坏得更猛”。
本朝四
自熙宁至靖康用人
问荆公得君之故。曰：「神宗聪明绝人，与群臣说话，往往领略不去；才与介甫说，便有『于吾言无所不说』底意思，所以君臣相得甚欢。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著数论，其间有说云，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，庙论主于安静，凡有建明，便以生事归之，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。此说甚好。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！国势却如此缓弱，事多不理。英宗即位，已自有性气要改作，但以圣躬多病，不久晏驾，所以当时谥之曰『英』。神宗继之，性气越紧，尤欲更新之。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，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，所以作坏得如此！」又曰：「介甫变法，固有以召乱。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，一向放倒，亦无缘治安。」儒用。以下荆公。
论王荆公遇神宗，可谓千载一时，惜乎渠学术不是，后来直坏到恁地。问：「荆公初起，便挟术数？为后来如此？」曰：「渠初来，只是要做事。到后面为人所攻，便无去就。不观荆公日录，无以知其本末。它直是强辩，邈视一世，如文潞公，更不敢出一语。」问：「温公所作如何？」曰：「渠亦只见荆公不是，便倒一边。如东坡当初议论，亦要变法，后来皆改了。」又问：「神宗元丰之政，又却不要荆公。」曰：「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，更何用他？到元丰间，事皆自做，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。」又问：「明道横渠初见时，皆许以峻用。后来乃如此，莫是荆公说已行，故然？」曰：「正如吾友适说徐子宜上殿极蒙褒奖，然事却不行。」曰：「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，神宗尽得其学，他日还自做否？」曰：「不然。使二先生得君，却自君心上为之，正要大家商量，以此为根本。君心既正，他日虽欲自为，亦不可。」又云：「富韩公召来，只是要去，语人云：『入见上，坐亦不定，岂能做…
「荆公初作江东提刑，回来奏事，上万言书。其间一节云：『今之小官俸薄，不足以养廉，必当有以益之。然当今财用匮乏，而复为此论，人必以为不可行。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，特不知生财之道，无善理财之人，故常患其不足。』神宗甚善其言。后来纔作参政第二日，便专措置理财，遍置回易库，以笼天下之利，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。却不知周公之制，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，则商旅留滞而不能行，故以官钱买之，使后来有欲买者，官中却给与之，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。」时举云：「『凡国之财用取具焉』，则是国家有大费用皆给于此，岂得谓之不取利耶？朝廷财用，但可支常费耳。设有变故之来，定无可以应之。」曰：「国家百年承平，其实规模未立，特幸其无事耳。若有大变，岂能支耶？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，因云：『此非朝廷之体。』荆公乃曰：『国家创置有司，正欲领其繁细。若回易库中，虽一文之物，亦当不惮出纳，乃有司之职，非人君所当问。若人君问及此，则…
「新法之行，诸公实共谋之，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，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。但后来人情汹汹，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。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，而诸公始退散。」道夫问：「新法之行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，何故明道不以为非？」曰：「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。若使明道为之，必不至恁地狼狈。」问：「若专用韩富，则事体如何？」曰：「二公也只守旧。」「专用温公如何？」曰：「他又别是一格。」又问：「若是二程出来担负，莫须别否？」曰：「若如明道，十事须还他全别，方得。只看他当时荐章，谓其『志节慷慨』云云，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！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