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道：天下、礼法与生计
读古书，一半在问怎样安顿自己，另一半在问怎样治理天下：君主凭什么统治，礼与法孰先孰后，国家该不该与民争利，封建与郡县哪个更好，法度坏了要不要变。这条脉络按时代排列这些争论，从《尚书》里的周公、《周礼》的设官，经孟子、商鞅、荀子、韩非、贾谊和盐铁会议，到柳宗元、王安石，最后是明亡之后黄宗羲、顾炎武对君权、法度与天下兴亡的反省。各站的主张常常针锋相对，排在一起是为了看清同一个问题怎样一再被提出。
无逸
周公 · 西周初
周初统治者反复告诫后王怎样长久保有天下，《尚书》周初诸篇给出的答案是敬德与知民。《无逸》相传是周公告诫嗣王的话，开头就说君子不可贪图安逸，要先知道“稼穑之艰难”。他历数殷代中宗、高宗、祖甲和周文王，说他们勤政知民，享国长久，此后的殷王生来安逸，在位都不长。
设官与大同
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的编者（《周礼》旧题周公） · 战国至西汉
《周礼》原名《周官》，按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分设六官，冬官早佚，汉代以《考工记》补上。前五官开头都是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，随后列出各种官职和员额，天官里连酒人、盐人都有定数。旧说是周公所作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，王莽和王安石改制时都曾援引它。《礼记·礼运》描绘的是另一种理想：大道通行时“天下为公”，后来“天下为家”，才需要礼义来维持秩序。
仓廪与四维
管仲（旧题）及稷下学者 · 战国至汉初
《管子》托名齐相管仲，实际是战国到汉初许多人的著作汇编，不少篇章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关。开篇《牧民》把民生放在教化之前：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；又以礼、义、廉、耻为国之四维，说四维不张，国家就会灭亡。书中后部的《轻重》诸篇专讲国家怎样用粮价、钱币和盐铁调节市场与财政，这组文章的成书年代有战国晚期和西汉两说。
仁政与农战
孟子、商鞅（《商君书》旧题）、韩非 · 战国
战国诸侯都在求富强，儒法两家给出的办法截然相反。孟子见梁惠王，第一句回答便是“王何必曰利”，主张不违农时、轻刑薄税、让百姓有恒产，说这是王道的开始。《商君书·更法》记商鞅在秦孝公面前驳倒甘龙、杜挚，说治世不必效法古代；《韩非子·五蠹》用人口增多、财货不足解释古今之变，认为仁义只适用于古代，当今要靠法令赏罚驱使人民耕战。
礼义与刑罚
荀子 · 战国末
荀子也是儒家，却不像孟子那样从善端推出仁政，而是先追问人为什么需要礼。《王制》说人力气不如牛，跑得不如马，却能役使牛马，因为人能结成群；群居就要有分，没有分就会争，先王厌恶争乱，“故制礼义以分之”。听政时，行善的人待之以礼，作恶的人待之以刑，以此把贤与不肖分开。他也看重法度，但认为法要靠人推行：有了良法仍会乱，有了君子却从来没有乱过。韩非、李斯都曾从荀子学习，后来转向专任法术。
过秦
贾谊、陆贾 · 西汉初
秦用法家统一六国，十五年就灭亡了，汉初的读书人都在追问原因。贾谊《过秦论》先用大半篇幅写秦怎样强大：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，到秦始皇吞并六国、筑长城、收天下兵器铸成金人。笔锋一转，戍卒陈涉带着几百人斩木为兵、揭竿为旗，天下群起响应，秦随即覆亡。贾谊的结论是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：打天下可以靠兵力，守天下却要施行仁义。陆贾也对汉高祖说过，天下可以在马上得到，却不能在马上治理。
盐铁之辩
桑弘羊、贤良文学、桓宽 · 西汉
汉武帝为了对匈奴用兵，把盐铁收归官营，又行均输、平准。昭帝始元六年（前81），朝廷召集各地推举的贤良、文学，与御史大夫桑弘羊辩论这些政策的存废。文学说官营是“与民争利”，败坏风俗；桑弘羊说边防需要钱，官营还能抑制豪强。宣帝时桓宽据会议记录推衍增广，写成《盐铁论》六十篇，重现了双方在官营、礼法与边防上的交锋。
封建与郡县
柳宗元、王夫之 · 唐至清初
秦废封建、行郡县，此后历代不断有人主张恢复分封。柳宗元《封建论》说封建是初民形势所迫，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”；他比较周、秦、汉、唐，指出秦亡在政而不在制，汉代“有叛国而无叛郡”，唐代“有叛将而无叛州”，秦行郡县虽出于私心，却是“公天下之端”。近九百年后，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里从势推到理与天，说郡县制行了近两千年无人能改，上天借秦的私心实现了大公；他又从百姓着眼，说郡县对一家一姓不利，对天下却害处较少。
变法
王安石、司马光 · 北宋
北宋中期财用匮乏、边防吃紧。嘉祐年间王安石上万言书，说病根在于“不知法度”，要效法先王的用意而不是照搬古制，推行法度又先要有人才，人才靠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。十余年后他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新法，司马光来信指责他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王安石逐条答复，引盘庚迁都为例，表示不因怨谤改变主意。新旧两党之争从此延续到北宋末年。
天下为主，君为客
黄宗羲、顾炎武 · 明末清初
明朝灭亡后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里把问题推到君主制度本身：古时以天下为主、君为客，后世君主却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，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。《原法》接着说，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，后世之法只是一家之法，法愈密而乱愈生，所以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则把一家一姓的兴亡与整个礼义秩序分开：易姓改号只是亡国，仁义堵塞才是亡天下，保天下是“匹夫之贱与有责焉”。